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国研智库论坛·新年论坛2015”上作主旨发言时表示，在新常态下，仍要充分认识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坚持不懈地推动发展，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仍必须使经济以一定的速度增长，保证换挡而不失速。

　　清醒认识当前发展新机遇和新挑战

　　李伟表示，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科学认识新常态。首先必须科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的新变化，以及由此蕴含的发展新机遇和新挑战。

　　从外部环境来看，新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世界发展格局的深度调整。表现在几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增长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种种措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可以说仍是阴云未散，晴天难期。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面临着深刻的、复杂的、相互交织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绝非短时间能够得以解决，而且更需要进行深刻的体制变革。在这些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全球经济格局无疑处在极其不稳定的变动、甚至撞击之中。

　　二是全球分工格局正在加快重塑。为赶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正在加速推进工业化；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再制造业化”战略。这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关系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同时，在交通通讯等领域的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低端生产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致使全球价值链分工更有利于处在价值链两端的发达国家。

　　从内部环境来看，新的最显著变化是发展受到约束的广度和强度前所未有。一是发展绝对水平不够高和老龄社会过快来临之间的矛盾凸显。在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的情况下，我国出现劳动年龄人口绝对下降的趋势。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相对减少，依靠社会赡养的人口相对增多，2013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超过2亿人，2014年已达总人口的15%，大大超过传统老龄社会10%的标准。

　　二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转型发展紧迫要求之间矛盾尖锐。转型发展的根本支撑在于科技创新。然而，近些年我国的创新能力虽然有所提高，但还难以支撑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创新能力不足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很多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发达国家。2013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的总价值超过进口原油，高达2313亿美元.

　　三是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新压力与人民群众对改善生存环境的新要求之间矛盾空前。201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65万亿元左右。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对资源环境构成的压力远非昔日可比。与之同时，人民群众对改善生存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急迫，在人口集中居住的东北黑河至西南腾冲的胡焕庸斜线东南地区，空气、水、土地的承载能力及污染程度，可以说，大都到了极限。

　　四是过大的收入差距与人民群众对于公平的渴望之间矛盾突出。据国家统计局测算，201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3。这一水平高于国际上0.4的警戒线。长期存在的过大收入差距，引发了或者加重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另外，我国近2亿非城镇户口的城市常住人口与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差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社会和谐、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此外，世界范围内正在孕育以3D打印、分布式能源、物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新一轮技术革命成果和上一次技术革命成果的结合，将对生产组织方式、商品流通方式、居民消费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是迈向新阶段的必然要求

　　李伟认为，面对新常态下的新环境、新机遇、新挑战和新要求，我们仍要充分认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坚持不懈地推动发展，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发展最基本的内容是经济增长。“因此，在新常态下，仍必须使经济以一定的速度增长，换挡而不失速。这种增长速度是有别于以往传统增长方式而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李伟强调。

　　第一，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顺利迈向新阶段的必然要求。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从低收入国家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但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2013年，我国人均GDP虽已达到7000美元左右，却只相当于美国的八分之一左右，在世界人均排名仅在80位左右。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建设民富国强的现代化国家，必须长时期地保持经济持续、较快、稳定增长。

　　首先，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是迈向高收入社会的需要。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最终状态的，是经济能不能以一定速度持续增长。过去30多年，我国GDP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增长，可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把经济稳定增长保持下去。一旦增长进程中断，我们在现代化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可能会前功尽弃。其次，保持经济较快增长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保持社会稳定，必须以一定的增长速度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当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开始下降，从劳动力供求总量关系上看，就业压力似乎不大。不过，需要引起重视的是，由于劳动力供求结构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会日益突出。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每年都会有超过700万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毕业，这些人都期望获得体面的工作。再次，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的需要。在高速增长阶段，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金融系统风险和企业经营风险，容易被资产价格等因素上涨所掩盖。事实上，目前我国已经积累了不容忽视的财政金融风险。根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3年6月底，包括或有负债在内的各级政府债务总额高达30万亿元，相当于2013年GDP的51%左右。如果经济增速出现显著下降，资产价格就有可能大幅度缩水，企业利润率就会大幅下降，财政收入增长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就有可能使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变为现实的威胁。

　　第二，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新动力。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观察，旧的增长动力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在其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新的增长动力的主要特征应是，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将发挥更大作用。从要素投入的角度观察，旧的增长动力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劳动力大规模、粗放式投入，技术进步在其中的作用不够突出；新的增长动力的主要特征应是，经济增长要靠资本、资源、劳动力的高效集约使用，技术进步在其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资源要素配置结构的角度来观察，旧的增长动力的主要特征是，增长所依赖的配置效率改进主要来自于资源要素在部门间、地区间的转移；新的增长动力的主要特征应是，这种配置效率改进将更多来源于部门内、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

　　形成新的增长动力关键在于创新

　　李伟表示，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的关键又在于创新。“我们必须进行产品创新，开辟新的市场，使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必须进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和工艺创新，以提高资源要素的利用效率；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进行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

　　第一，要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4世界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已占全球总量的32.1%，超过美国和日本，成为当之无愧的创新大国。不无遗憾的是，我国的创新层次还比较低，在被授权的专利中，发明专利不足1/6，外观设计超过30%。作为现代化后起国家，在传统技术领域，我国有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后发优势，但也有只能在“边缘地带”创新的后发劣势。在新的技术领域，如增材制造、数字机器人、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物联网、新材料等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大体上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有机会走在创新的前列，甚至走在创新的最前沿。

　　第二，要着力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创新。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有利于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带来的个性化需求的增长，对定制化、分散化生产的需要也会增多。中国是人口大国，即使在消费市场需求日益分化的背景下，特定人群的消费总规模依然很大。

　　第三，要着力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有助于扩大既有市场，创造新的需求；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引导生产更好适应消费。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特别是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业已并将继续为商业模式创新开辟广阔的空间。推进商业模式创新，最重要的是要创造一个宽松的、有利于创新的环境，但是也要引导和规范商业模式的创新。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强化诚信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监管系统适时应对能力，坚决杜绝以商业模式创新之名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切实保证商业模式创新走在健康的轨道上。

　　第四，要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艰巨性、复杂性以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力都远远超过历次技术革命。无论是小国还是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很难独立担负起新技术革命的重任。我国已有较为丰富的创新资源。但是我们也不能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搞创新，而要以更为开阔的胸怀，虚心学习其他国家的创新经验，广泛借鉴其他国家的创新成果，充分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当然，在创新过程中，也要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如果这种能力不能得到提高，我们就很难参与到全球创新的过程之中，也很难分享更多的创新成果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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